湘大之“湘”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的个体生命源自母亲；而我们的认知之源则来自于学校，尤其是心智刚刚趋于成熟的四年大学，我们心心念念的母校。

1984年，我以总分500（因为是个整数所以特别好记）的成绩考入MK体育官网经济系。当年，全国参考人数为164万，录取人数48万，总共淘汰了70%的比例。湖南省1965年出生的人口为162万，适龄人口参加高考录取人数（含大中专生）刚好16.2万人，录取率为1%，可见当年高考竞争之激烈。

进入湘大，意味着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全家终于点燃了希望之火。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然成势，而城乡二元鸿沟依然十分巨大。价格双轨制已经悄然启动运行，“能人经济”开始出现，沿海开放渐入佳境，内地“三来一补”为特色的乡镇企业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尽管经济生活仍然十分贫弱，但百业兴旺，信心倍增，社会包容，一片向好。一、二年级过去，如饥似渴地学习，海绵般地汲取知识的营养，终于开始以成年人的思维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

当时经济系的师资十分雄厚，加之国内首个消费经济研究所的横空出世，整个湘大经济理论教学与研究风生水起，一时蔚为壮观，中部地区无出其右。我所敬仰的老师中，尹世杰教授、戴述雨教授、杨烈瀚教授、赵文绪教授、王美涵教授、董寿昆教授、朱蔚文教授、刘桂斌教授等等，各个都是满腹经纶，在自己专注的领域独树一帜；新生代的如国世平老师、袁培树老师、胡长清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等已崭露头角，其课程广受好评。由于这些知名的教授群体在湘大的存在，国内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在我的印象中，包括刘国光、于光远、董辅礽、千家驹、黄达等国内经济学巨匠都来校做过学术报告，令我们兴奋不已。特别是尹世杰老师在1985年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填补了中国消费经济研究的空白，一举奠定了尹老师中国消费经济创始人的地位，湘大也因此名声鹊起。

从大二开始，我经常参加系里和消费所研究生班组织的学术研讨活动，并与赵晷湘、刘辉煌、白国华、徐宏浩等师兄打得火热，常常就当时学界很热门的话题比如股份制改造、公司制推行、住宅商品化改革、闲暇时间与第二职业定义等展开长时间讨论，多次“混进”研究生组织的长沙、武汉高校热点经济问题学术交流活动，真有一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慷天慨地之感。有一天晚上，八二级的张建平学长、八三级的聂方红学长一起来到我的寝室，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项重任。原来八二级创办了一个社团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会，建平学长为首任会长，方红学长为第二任会长，组织了很多研讨和实践活动。他们拿出一个文件袋，将相关证件、学校的批文及有关资料转交给我，嘱咐继续将学会办下去，耳提面命，谆谆嘱托，直至天色微明。接受任务后，我和范思伟、仇勋等同学反复讨论研究，借鉴国内其他兄弟学校经验，决定干脆重新更名为经济学社，并先后油印出版了三期期刊《经济论坛》，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就一些经济学界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倒也办得风生水起。

四年匆匆过去，一朝步入社会，几十年如白驹过隙。作为成千上万湘大学子的一员，总觉得未能为母校尽心出力，经常怅然不安，似游子而不能报恩家国，徒留一腔赤子余勇矣。如有什么感悟和建议的话，就觉得湘大之兴，还是应该紧紧扭住一个“湘”字不放：一是秉承和挖掘湘军文化，湘潭乃湘军发源地之一，湘军则是由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冀、李鸿章等一大批学者大儒带出来的，有人文底蕴，并非逞勇之匹夫，故能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承担了国家中兴的历史使命，其中经世致用、文武兼具的人文传统厚重无比；二是应立足湖湘，对标中部高校展开竞争，保持领先地位；三是作为一代伟人亲自题名的学校，应大书特书伟人为首的湖湘杰出人才庞大群落之风采，汲取营养，推陈出新，精耕深耕，文脉长存。

湘大之“乡”

湘大所在的地理位置，现在叫“雨湖区”，可当年我们入校时好像叫做“姜畲乡羊牯塘村”，是当时16所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唯一一所设在离地级城市中心还有近10公里远的大学。

我从小长在距县城不远的农村，家里是所谓的“半边户”。考上大学，一下子在十里八乡名声大噪，老爸单位还特意派了一辆汽车送行，清早出发，一路经常德、益阳、长沙，黄昏时直抵湘潭火车站。刚被学校派来的带顶篷的大货车迎新车辆接到，却一路狂奔驱离城市，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看着车后扬尘满天，人烟渐稀，不禁疑窦丛生，及至七弯八拐才来到三拱门！

来不及慨叹，因为一切问题扑面而来：报到、互认、分班、写信、选举、各种活动等等。我们在南山住了一个学期就迁至北山。当时的北山，除了三栋宿舍加一个食堂澡堂， 一片空旷，秋至冬来，时而黄沙飞舞，时而狂风怒号，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因为是郊区，所以很安静。我们少了喧嚣，少了牵绊，除了上课、泡图书馆、约球场、跑步散步，没有别的去处。经济学社办了一个实习商店（好像叫101实习商店），供应一些日常用品，记得后来留校任教的高敬海老师也开了一家，生意都很好。前几年某一天与步步高创始人王填聊天，他说他那时刚从湘潭商校毕业，骑个三轮车到处批发热水瓶胆，骑到湘大发现有批发商店，他很惊异，湘大居然有学生自己开办的商店。

因为是郊区，所以很简单。到了周末要进城很不方便（公交车特别少而且超挤，有同学说回校挤不上车就沿火车铁轨从市里走回来，有时走到天亮），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只有泡在图书馆。我们有时到 喜欢的老师家里去聊天，记得到刘桂斌老师家里去得最多，师母很热情，不断续茶续瓜子，刘老师侃侃而谈，我们洗耳恭听。我选了一个课题研究闲暇时间与第二职业，人大复印资料积了一大摞。大三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学报的编辑何同甫教授兴冲冲地找到我，说他看到了在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学术期刊《经济问题探索》上，发表了我的关于闲暇消费理论研究的文章，他很兴奋地说，这是他所知的湘大经济系本科生在读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第一例，鼓动我继续加油。在他的热心指导下，后来又在他主编的学报上发了一篇关于乡镇企业经济方面的文章。

因为是郊区，所以很接地气。湘大的毕业生走进社会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较质朴内敛，在言谈上往往不主动去占上风，但却外拙内刚，用现在的话讲叫“人狠话不多”，属于那种穷天究人、寡言远志的气质。我毕业后去了国有银行，有几年在北京金融街总部信贷部交流工作，有一次一个刚入职的东北小伙与我聊天，知道我是湘大毕业的，居然说“那应该也是一所很有实力的二本吧”，气得我满脸通红地指斥他“孤陋寡闻”，居然连曾经的全国性重点大学都不知道！及至年长，慢慢觉得不应该那样计较了。正如中文系师兄程兴国所言，湘大学生“就像洞庭湖的杨柳，倒插下去也能生长”，唯有永接地气，方能枝繁叶茂。办大学不像开公司，他的生命周期更漫长，所谓百年树人，根系要更发达，需要时间缓缓积淀。

湘大之“香”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母校的三拱门巍然屹立，师生却流水般聚散，潮起潮落，相继汇入社会的巨流大川，构成持家兴国的洪荒力量。毕业离开了，我们的心却常常被“湘大”两个字牵绕，无数次有意无意地回校、回望，因为那里曾经安放过我们的青春、欢乐、彷徨和梦想。若干年后，有一天我和当时正在海南工作的王惠平同学相聚长沙，站在杜甫江阁，面对奔腾北去的湘江，想着这一江之水原来是流经母校激荡而来，于是勾起了作诗的兴致：

我们的青春已然远去，

梦想的风帆却依然鼓胀；

窗外万家灯火，

我心波涌难平。

母校带给我们甜蜜美好的记忆，除了同学情，还有浓厚的师生情。印象最深的是我们84级的支部书记左柏云教授。他早年在武大留校任教时，就顶住压力尽自己一己之力精心呵护当时正在挨批斗的尹世杰老师，后来随尹老师一起来到了湘大。他心地善良，对每一个同学都视为自己的亲人子弟，从来不分彼此。当时我们办社团、编期刊、搞活动，他主动跟我们申请批文、请领资金、联系印刷发行等事务。记得我们经济学社成立大会当晚，他把系里领导和几个大教授都请来给我们站台呐喊，印象十分深刻。是左老师等教授加深了 我们对于母校的美好印象，现在还经常联系着，好像从82级到87级等各年级的同学们都有同感。

湘大的校友群体总体上呈现出一个特点，或者说是湖南所有高校中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即生源以本地为主，且基数很大，但毕业时受长沙高校毕业生挤压，往往一边向省会城市以外分流，一边则流向全国乃至全球。由于是综合性大学出来的，往往复合性高、生存能力强，虽说学校历史不长，但呈现出校友多、分布广的趋势。

希望自己的母校风雨长虹、日新月异，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历久弥新，越来越“吃香”，变成“香饽饽”，是每个校友的心愿和职责。

作为经济系毕业的学生，我们曾经与历届的校友共同研商过一个课题，或者说一个谋划，即建议在湘大利用地缘人文的优势，将商学院办的更好，更有特色。

商学院是西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是1900年诞生于美国的塔克商学院。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商学院教学体制十分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商界领袖和人才，支撑了西方商业文明包括企业管理、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长足发展。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呼吁母校联合在湘各高校的商业、管理、金融等方面的教学力量，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中国本土企业家的经营智慧、企业管理的精华内涵总结提炼出来，厚植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商业文明（义利兼济），树立文化自信，打造卓越品牌，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如能促成，则善莫大焉、利莫大焉、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