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却也是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我困在美国洛杉矶家中，每天犹如囚徒，哪也去不了。室外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好一个“人间四月天”的美景良辰，但我的心情却是忧郁和苦闷的，为这个世界遽然而至的灾难，为许多难以名状的人和事，牵挂，担忧，伤心，不安……似乎这个新世纪迎来的第一个庚子年，像中了邪似的，总是坏消息不断，延绵不绝。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接到了77级中文班同学从微信里发来的消息—原中文系马国兴书记因病在广州去世！

这让我十分悲痛、忧伤，也让我陷入深深的回忆和追思当中。

我是1978年3月到湘大中文系上学的，然后读研、留校，直到91年4月离开，在湘大整整度过了13个青葱岁月。而马国兴书记正是在我们本科二年级时从部队转业而来中文系任职的，此后又一直在湘大工作，直至退休。因此，在那段由学生到教师而后还担任过系副主任的人生履历中，也包括此后或断或续的交往和联系，便使我的人生与马书记有了诸多的交集，于今日，也就有了许多点点滴滴的追思和回忆。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马书记是严肃的，甚至有几分刻板，他身体硬朗，行走如风，一举一动总带有某种军人特有的气质和威严。所以，中文系的学生们对于曾经的马书记是敬畏多于亲切，那时，似乎在“军人”和“文人”中间总有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鸿沟，这是我当初的第一印象，也是当时校园生活的氛围使然。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直至整个八十年代，湘大如同整个国家一样，有一种春潮涌动、气象万千的景象，整个知识界都有一种被解放的兴奋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因此，非专业背景的军队干部到特别强调专业素养的大学任职，在这种氛围下，确实会感受到其种压力。

而马书记正是这样一个非专业背景的军队政工干部，转业前，他是广州军区的一名团政委。

然而，几年下来，他却十分和谐地融入到了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圈子里，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可、接受和尊重。

当时的湘大恢复建校不久，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各个系科均是如此，但80年代初期前后的中文系却被许多人称为是其最辉煌亦是最令人怀念的一段时期，姜书阁、彭燕郊、萧艾、羊春秋“四老”云集，刘庆云、张铁夫等众多中年骨干教师初露锋芒，因忝为重点大学之列，生源质量在当时的湖南也可谓一时之冠，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均如此。因此，中文系的教学和科研，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系党政班子及教师队伍的团结和谐气氛也在湘大校园中有口皆碑，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此时主政中文系的就是羊春秋和马国兴。应该承认，当时，在整个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中，起灵魂作用的自然是时任中文系主任的羊春秋教授，他不仅自己是学科带头人，还引进了一批曾打入另册的学界名流，形成了中文系云蒸霞蔚的学术盛况，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总支书记的马国兴，对当时的系行政班子予以了强有力的支持和配合，成为中文系盛况空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马书记最令人感念的地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擅权，不爭功，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原则，但却总是与人为善，公平处事，而且极具包容心。他把自己定位于“后勤部长”，全力配合和支持系主任主持的教学和科研，并表里如一地付诸于实际工作中，从而，形成了中文系这个集体虽有不同声音却团结共进奋发向上的和谐局面。

马书记对学生们也是非常关心的，他虽不在一线教学，但对学生的生活起居和学业情况却关注有加，有时，也会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他所喜爱的学生和习作进行以他的视角和观点所作的评价。比如，我们班同学张明松曾写过一篇题为《父亲》的散文，很有一点朱自清名篇《背影》的味道，感情朴实而细腻，道尽了一位农家子弟对父亲辛勤付出的那种感激和辛酸的情感。这篇文章确实有滋有味，但却又与当时非常流行的“伤痕文学”迥然不同，大概很对马书记的味口，所以，他在不同的场合曾经盛赞过这篇散文，并对张明松同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必讳言，马书记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会打上他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印记，他的军旅生涯的背景必然会形成那个时代和环境对他产生的某种属于他个人的固化的价值判断，但难能可贵的是，那种属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并不影响他对不同意见的包容，这一点相对马书记的身份和背景而言，确实可圈可点，令人缅怀。

比如，我们班同学高源在大二时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神秘的木乃伊》，这篇文章借古讽今，颇有影射之嫌，因此，受到校方的公开批评和追究。当时，那种高压的态势还是让人紧张的，但此事到系里之后，似乎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高源本人也没有因此事受任何影响，毕业时还顺利地分配到省直党政机关工作。马书记对高源也一直欣赏有加，若干年之后，他们之间还始终保持着走动和联系，留下了一段佳话。这次马书记逝世的消息，我就是第一时间从高源处获取的。

其实，我们那批学生，因为人生阅历丰富，又正值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读书时确实都不太安分，经常会鼓捣一点事儿来。印象最深的，是大二的国庆节，我们按上级团委要求出了一版宣传墙报，当时，张志新的事迹成为一时的热点，王鲁湘便以“真的勇士”为题画了一张裸体画来歌颂张志新敢于直面人生的勇士精神。其它的文字也有对文革的反思内容。这在众多的国庆墙报中显得另类和离经叛道，因此，这幅裸体画以及那些反思的文字便成为这期墙报最引人注目也最引发争论的话题，化学系一位教师还把一张批判大字报贴在了墙报边，并引发了一轮激烈的争辩，甚至学校宣传部都有人来过问干涉此事。但中文系却悄无声息，完全没人来追究，任由事情自生自灭。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与个人的品性和包容关系不大。但若干年后，我的一个朋友的经历告诉我，任何事情都有大环境和小环境之别，差之毫离，谬之千里。

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诗人、作家，同属77级，也同属中文系，不同的只是他当时在河南的一所大学读书。他告诉我，因为他在大学就读期间组建过“文学社”，写过一些属于“自由化”言论的诗歌和小说，结果受到校方的严肃处理，毕业分配时则打入了另册。而且他们“文学社”的同道都因此事影响了毕业分配的去向。这对他们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一时，彼一时，人生常常就会在这种不同的境遇中改变了航道。

这让我们常常缅怀当年的中文系，缅怀当时主政的羊老师与马书记对我们“年少轻狂”的包容和保护。

马书记的包容还体现一些琐事细节上，有两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一是某次校运会期间，我去系办公室取信，踫上系里的陈淞老师与马书记为参加校运会的某个安排发生了争执，两人争得很凶，最后，马书记严肃地说：“我是书记，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陈淞老师毫不示弱，反击说：“这不是党的会议，而是讨论校运会的事，我是工会文体委员，你是工会会员，你应该听我的”，我听到这种争吵，不禁哑然失笑，也有些谔然，既为这种争吵方式，也好奇于争论的结果。最后，是以陈淞老师的意见被采纳而结束了这次争执。

还有一次，是在学校的篮球场，研究生队对中文系学生队。马书记是一个体育迷，每次比赛都亲临现场指导、鼓劲，我和刘刚强都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本来都归马书记管，但这次比赛我们和中文系本科生成为对手，我们和马书记便分属了不同阵营。那一次，我是比赛队员，刚强则是场外指导。结果，中场休息时，刚强和马书记为裁判的判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俩人似乎都动了气，嗓门都很大，脸胀得通红。但比赛结束后，俩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在一些无关宏旨的具体问题上，马书记常常显示出他本色的一面，率真、坦诚而可爱。

在家庭生活中，马书记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位好父亲。但他对孩子从不溺爱，而是要求很严。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88年初春的某一天，我当时已任中文系副主任，马书记的夫人曾强老师找我，说84级的马军是她的女儿，想在毕业前夕去湖南日报实习，问我能否帮忙联系一下。我一下楞了，我问为什么不是马军或者马书记来找我，而是由您来出面。曾老师说，马军生性羞涩，老马又不愿意出面，就只好我来求人了。我当时好生感慨，区区一桩小事，马书记都不愿意开口，想必孩子们今后的安排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

马书记的两个孩子确实都是靠着自己，先后在广州和深圳找到了工作。也因此，在退休之后，马书记与夫人曾强老师就经常地能与我们深圳的湘大校友们聚一聚，尤其是中文系和化学系（曾老师曾在该系任教）的校友聚会，马书记夫妇可以说是每请必到，我们也就有幸地见证了这对模范夫妻相濡以沫的黄昏之恋，我们经常见到的情景是，每次聚会后，喜欢唱歌的曾老师都要献歌一首，马书记则在身旁听着，象一个孩子似的笑着，鼓掌着……

这次在惊悉马书记去世的消息后，我通过微信给曾老师致以哀悼，曾老师则在回信中告诉我，老马在临终时要她再唱一首歌，但当时她悲痛不已难以成声，最后只能在他逝世后录了一首歌唱给他听。

曾老师把录下的歌发给了我，歌声淒婉深情，充满了思念和不舍，听得我潸然泪下。

愿天堂里的马书记时刻有歌声相伴！

永远怀念我们曾经的老书记！

（袁铁坚，2020年4月30日于洛杉矶）

笔者简介

袁铁坚，湘大中文系77级学生，后在该校攻读民间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诗人彭燕郊教授。198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MK体育官网学报编辑部编辑、中文系讲师。1988年至1991年任中文系副主任。1991年4月后南下深圳，先后任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筹建办秘书、民俗艺术部、表演管理部副经理、村寨管理部经理，华侨城集团旅游部总经理助理，深圳中旅旅游商品公司总经理，深圳华侨城保龄球馆总经理，深圳华侨城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董事长，华侨城酒店集团董事会秘书，深圳东部华侨城副总经理，云南华侨城高级副总经理，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督导等职。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