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嚣杂纷扰的世界里，我们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很大、很深刻的主题。大得不知如何去讲，却又深刻得不得不讲。尤其在这样一个最好和最坏的时代——物质最为丰裕，精神极为匮乏。

我们需要得到答案，但却不是一句鸡汤式的回答。侧面感悟一段曲折的成长经历，或许能得到更多的启发。

魏冬，MK体育官网96级经济学专业校友。他年幼丧父，家境困难，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矢志学业不言放弃，高考摘取县文科状元桂冠却因志愿填报而远走他乡，大学成绩倒数第一却在迷茫中确立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学业不断进步却放弃更好的条件进入西藏……他是西藏自治区首位哲学博士后、才38岁却有多部著作的年轻教授、西藏自治区“文化名家暨五个一批人才”理论专家……

他的经历，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有足够深刻的体悟。

（一）家庭与成长：一位伟大的母亲

记者：您小时家庭并不富裕，能否介绍下当时的家庭环境？

魏冬：我的家乡在陕西省渭南地区东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合阳县北部的一个小村子。合阳县当时是全国一百个贫困县之一，我们村子虽离县城较近,但自然条件较差。父亲在我七岁的时候去世了，留下了母亲、我和聋哑的弟弟（其实我一直不愿用“聋哑”这个词，怕它伤害我的弟弟）。

父亲原是我们县邮电局的邮递员,他个性坚强，努力进取，为人也很好。如今过去了三十多年，村里的老奶奶还经常说起父亲在世时为他们连夜送红糖、送鱼的事，当时这些东西都很缺乏。父亲工作很积极，当时邮政系统有“流动红旗”的表彰，一个地区十几个县的邮递员都在争，这个红旗在他手里五年多，也没有人能够抢去。但可能因为他个性太强，身体上耗费太大，而弟弟因小时候发烧打链霉素针中毒造成聋哑，对他精神上打击很大，他在31岁时就得胃病去世了。母亲当时29岁，带着我和弟弟度日艰难。

记者：您的母亲成为了整个家的支撑？

魏冬：是的。母亲性格倔强，家里条件非常艰苦，但她一直都支持我读书，认为读书才是我的出路。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得了热疹，连续有两三个月，母亲晚上把我抱在怀里，头上敷上冷毛巾，自己一直没有睡好觉。上了初中，每到周三，母亲就到离家十几里的初中给我送馒头，从来没有延误过。后来上了高中，为了改善我的伙食，母亲就赶着牛车，到学校给我送粮食。家里粮食不够，为了让上学的我能吃饱，母亲自己常常不吃晚饭。每年到开学的时候，就是家里最煎熬的时候，因为没有钱，母亲只好咬紧牙关低下头，挨家挨户十块、八块的借钱，给我凑学费。从我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母亲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这几年又得病躺在床上，想起来就让人心酸。

记者：家庭成长的艰辛对您之后产生了哪些影响？

魏冬：家庭环境对我的人格养成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就是母亲常说的话，“打铁先要自身硬”，凡事不要先靠别人，而先要靠自己。第二，父亲的故事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人不管自己处境如何，一定不要忘了关心身边的人，还有很多人比我们过得更为艰苦，一个人只有愿意帮助他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第三，永远不要畏惧困难，不要过多的担心，努力去做，一切都会变好。第四，做事不要急于求成，要注重积累，慢慢来，父亲过早去世给我的教训就是要好好活着，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身边的人。第五，就是不要赌气，不要生气，心境好，才能过得好。

记者：在较为艰难的成长环境中，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让您印象深刻的人？

魏冬：小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种“拜把子”的习俗，我在初中时也有几位玩得特别好的“拜把子”义兄弟。二哥、三哥对我特别好，初中毕业后我上高中，三哥停学了，他去渔场卖鱼，给我凑钱，帮我交了高一第一学期的学费；上大学的时候，我经济困难，二哥在西安上学，他家里条件也不好，他靠卖《华商报》生活，还给我寄钱。去上大学时，我初中音乐老师还专门给我订做了一套西服，这也是我的第一套西服；我们村一位退休的老教师，把自己的工资结余下来，每年给我资助；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在我南下来湘潭时，专门给了我500元，那时候500元已经不少了。我至今和我的这些哥们、老师们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上大学阶段，资助、帮助我的人也很多，像我们班的王敏、杨佳、王路、颜A，我的老乡马引红、刘静、赵颖等，都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些同学已经失去联系了，但我心里一直惦记者他们，我觉得这是一生的记忆，难忘的记忆。他们的热心和青春，一直与我同在。

（二）湘大四年：成就了全班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

记者：作为合阳县的文科状元，因为填志愿问题最终被MK体育官网录取，当时孤身南下湖南是否会有一些沮丧？

魏冬：真实说，刚收到湘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是有些沮丧的。但到湘大后，我的心情马上就变得好起来了。这首先得益于我当时所在的国际经贸管理学院（现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建平老师和我的班主任钟希余老师。

当时，我比其他同学早三四天报到，刘建平老师到宿舍看我，给我讲他的父亲去过陕西，问我陕西、西安的情况。我能看出他很向往西安，这让我内心有一种乡土的自豪感和自信，之前的自卑和担心一扫而光。我记得刘老师说过他的父亲曾经给他带过陕西的柿子，很好吃。第二年春节后返校时，为了报答刘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还从老家给刘老师带了几串柿子。刘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给我们上的思想政治课，他讲述了近代湖南的历史，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岳麓书院的故事，这让我对湖南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也是在他的课堂上，我发生了思想的转型，自己的兴趣点逐渐转移到了古代哲学文化。应该说，他是我走上古代哲学研究的启蒙老师。钟希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很优秀，是年轻教师里的佼佼者，人又很朴实善良，像大哥哥一般照顾我。

记者：对古代哲学产生兴趣后，有没有想过转专业？

魏冬：我当时想转哲学专业但没有转成，这也让我郁闷了好一阵。那时我成绩也不好，大学四年八个学期中有六个学期我是全班倒数第一，一个学期是倒数第二，基本上倒数一、二名都被我和我的上铺承包了。应该说，我在当时不是个学业优秀的学生。

但我很感激湘大，我认为MK体育官网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宽容。像我这样经济条件差、学业又不好的学生，在其他大学是很难完成学业的，但湘大却成就了我。在大一第二学期时我因家中经济困难，有了退学念头，自己的性格也变得封闭、孤僻，不愿和同学来往，集体活动也不怎么参加。钟希余老师知道后，多次开导我，他对我说，既然不爱学经济学，也不要勉强自己。但不能浪费精力，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哲学文化上去，但本专业的学业依然要完成，不能半途而废。我记住了老师的这句话，确定了一个志向：将来要从事古代哲学的研究。后来想转哲学专业没有转成时，钟老师又鼓励我：做学问关键是靠自己，只要不放弃，转不转专业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钟老师虽然在哲学专业上没有给我直接的指导，但他不仅是我生活上的大哥，而且是我走上哲学道路的内在“精神推手”。

记者：您提到了就读期间家庭经济的困难，当时是如何解决的？

魏冬：钟希余老师把我的情况反映给学院，学院的领导老师也很关心我。特别是刘望老师，他给了我勤工俭学的机会，还向学校申请，给我多次减免了学费。有些科目我考试不及格，他也没有责备我。我知道，老师主要是怕我心理上有压力，而且他也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爱读书的人，不过重点是哲学书，所以也就为我“网开一面”。

还有一件事，我当时在学校卖旧书赚取生活费，按照当时学生不准经商的规定，有一次学校保卫处把我的书没收了。在刘望老师、宴才群老师的多次交涉下，保卫处才把书退还给我，并给了我准许卖旧书的“特许令”，这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很大困难。在98年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塌了，刘望老师还倡议同学给我家捐了两千多块钱。

还有几位老师，不是我们学院的，但对我很好。一位是当时MK体育官网党委宣传部部长姚锦川老师和他的爱人瞿萍老师。周末，他们经常叫我去家中吃饭、聊天，对我帮助很大。瞿老师身体不好，姚老师工作忙，很辛苦。不幸的是，姚老师在我毕业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我不知道瞿老师现在的情况，但心里常常想起她。对我来说，她就是我在湘大的母亲。另一位是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建章老师，王老师是研究民俗学的大家，为了帮助我，他常常故意到我的旧书摊买书，照顾我的生意。后来我们熟悉了，他还专门给我买衣服，嘴上却说“这是别人送我的，太小了，我穿不了，只好送你了！”实际上我心里明白：他这样做，是怕伤了我的自尊。

记者：现在回首，有什么当时遗憾未做的事情吗？

魏冬：有一件事，我要特别说明下。在我毕业的时候，还有两年的学费没有结清，当时我已经联系到西藏民族学院工作，为了我能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刘望老师给我做了担保。后来工作了，那时候每个月只有560元的工资，我又是个完完全全的“月光族”，开始还想办法还学费，但因现实压力一直未还。后来听说刘望老师替我们几个没交学费的学生垫支了学费，我心里一直很内疚。现在条件好了，想把这笔钱还给刘老师，但一想这是还钱的事吗？老师替我担当了那么多，时间那么久，又怎么“还”得了！我心里对湘大、对刘老师一直很内疚，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我也一直没脸和刘老师联系，也不敢联系，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我可能是他最失望、最没良心的学生了。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湘大或者刘老师联系我，让我还学费。时间就是这样静悄悄的过去了，五年，十年。我于是安慰自己：放下容易，背负着更难，或者更好。我宁愿自己用这种负罪感，把我的母校和老师永远的放在心里。

（三）儒学与入藏：在“干净”中得到真正的洗礼

记者：您主要从事儒释道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为何会选择做这一领域的研究？

魏冬：前面已经说到，大学时期我就已经下决心往古代哲学方向走，后来考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读的是晋唐儒释道三教关系方向。当时我对《庄子》、《老子》等经典兴趣较大，也涉及一些儒学研究。开始设定的论文是先秦道家研究，但因为先秦道家研究的成果较多，自己难以有所突破，于是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都是关于唐代道家、道教的研究。后来回到西藏民族学院工作，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区情，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这样过了几年对儒家、道家（道教）、佛教（重点是藏传佛教）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我思考的重心，就是儒释道文化到底在藏汉民族走向融合、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于是先后写了《藏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形象》、《藏传佛教视域下的儒家图景》等论文，这样渐渐走上儒释道与藏汉文化关系研究的道路。

记者：为何会选择去西藏呢？您在陕西攻读了硕博，在华东师范从事了博士后研究，当时有没有机会留在自己的故乡或上海？或一些相对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

魏冬：当时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一是工作不好找，二是我觉得自己不成熟，还想学习一段时间。我的想法就是找一所学校，既能教书，也能学习。刚好一个机缘，在陕西咸阳有一所学校叫西藏民族学院，他处身在陕西，但从行政隶属上归于西藏，这也是西藏唯一一所异地办学的大学。当时这所学校需要老师，而它也能满足我的各项要求，于是就去了。

当时的确有机会可以到更好的学校工作，但我都选择了放弃。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人活着不能辜负人，要有感恩之心。博士毕业时，西安解放政治学院看中了我，希望我到他们学校去，我也心动了。但西藏民族学院的书记赤列旺杰知道了这件事后，抱着为西藏挽留人才的心，希望我能留下。在我的生命中，他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我从情感上一直都不愿伤帮助过我的人的心，就选择了留下。后来他调回西藏工作，在工作上期望我能有所作为，我也就一并进藏了。

记者：进藏以后是否存在一些不适应？

魏冬：我到西藏工作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恋家、想亲人，心理上比较孤单。为解决这一问题，我的方式就是与同事、藏族同胞多接触，多交往。在赤列旺杰书记、边巴次仁处长等人的关照下，我和藏族同胞的相处非常和睦，几年来，我们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同时，我也经常会用经典鼓励自己，处于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我经常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论语》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想象米拉日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位大修行者）励志苦修的形象。我的一些藏族朋友戏称我的宿舍是“米拉日巴的修行洞”，我觉得挺好，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微信名叫“米拉日巴”，用这位伟大修行者来鼓舞自己。

对于进藏，我一点都不后悔。现在，我有想法回到内地，因为母亲病重得厉害，我想在有生之年好好陪陪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对关照过我的人，我还是那句话：做人要懂得感恩，要有良心。而且，我在西藏也收获了很多，我认识了许多朋友，不管我在哪里，我的生命已经和西藏连在一起，西藏就是我的第二家乡。

记者：能谈谈您眼中的西藏吗？

魏冬：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我更愿意用“干净”来形容她。我说的“干净”，倒不是主要指西藏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我想说的是所遇到的藏族朋友百姓们。我曾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昂仁县亚木乡的朗孜村生活工作过半年时间，也去过西藏很多自然条件不太好的地方，我常常为那里老百姓的坚韧生命而感动。在海拔那么高、氧气那么少、条件那么差的地方，这个民族的先民们就这样淳朴、快乐、坚韧地延续下来了，这是多么让人敬畏的力量啊！如果你去西藏，我劝你不要只去看布达拉宫、大昭寺、纳木错，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老百姓，去体验他们的生命和情怀。西藏老人和孩子们的眼睛，就像青海湖、纳木错那般清澈，跟他们接触，你会真正得到生命的高峰体验，也一定会在精神上得到一次真正的洗礼。只有这样，你才能无愧地说：西藏，我去过了。

尾记

魏冬说，在他的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和朋友。

初中时，“拜把子”的二哥和三哥，卖鱼、卖报纸给他凑学费；

大学时，老师们为他争取减免学费，帮助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考博时，他的导师为他四处呼吁，并说，“学费你不要担心，老师给你交。你人来就行了”；

入藏前，著名藏学研究专家索南才让教授不管多忙，不管多累，每天都抽出时间给他教藏文，传授佛教经典……

疑惑的是，在我们总是愤怒地批判着社会的浮躁、人心的狡诈、真诚的丧失时，在他的身边，几乎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都充满了非常诚挚的、给他提供了巨大帮助的人。或许正如他所说：在我们内心种颗善因，心怀忏悔和感恩，这才是人生不同际遇中良缘的根本。

可能，问题虽出自社会，而答案却在人心。